【文/专栏作者 武将帅】。长期以来，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一直被解读为两个首都之间的双边方程式。根据2024年数据，土耳其自中国进口449亿美元，而对华出口仅约30亿美元；土耳其8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总额中，过半来自中国。2023年西安峰会上，中哈两国就发展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TITR）签署的谅解文件，正是这种重叠在官方层面的确认。然而今天，这一关系最富成效的试验场既不在安卡拉，也不在北京，而在中亚。土耳其与中国之间真正的问题不是竞争，而是制度化对话的缺失。第三，以中间走廊的货流平衡为切入点，引导中国资本在土耳其转化为面向欧亚市场的生产性投资，并探索中土两国在中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同的只是从地图的哪一端观看。这一空白使得相互认知更多地经由第三方解读、而非直接接触来塑造。2011年，上述国家在阿拉木图举办的峰会，将主题直接定为“经济合作”，投资基金、简化海关走廊等工具的建立，都是这一转型的标志。先后获得浙江大学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硕士学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政治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大学世界史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对基于族群认同的话语可能对地区稳定产生的影响保持审慎，这种审慎有其历史脉络。中国在土耳其的直接投资规模有限，本地生产与供应链整合尚未形成，产业伙伴关系与技术转移未能达到预期水平——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作者武将帅（Serdar Yurtcicek），土耳其籍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研究员，土耳其科奇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数据可以说明这条走廊为何迅速获得重视。在这样的环境中，土耳其和中国都只是地区国家选择清单上的行为体之一——而这两个行为体所能提供的东西，与其说互为替代，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互为补充。克服这种失衡的途径不是保护主义，而是生产环节的整合。同年，土耳其樱桃和乳制品进入中国市场，也表明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对话化解。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国在2021年通过的《2040愿景》，以及它们在2022年11月的撒马尔罕宣言中所强调的优先方向，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赋予该走廊的重要性，指向的是同一套物理基础设施。土耳其至少最近二十来年的选项是，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套经济与制度议程。与中国和俄罗斯相比，它在该地区的经济能力较为有限；跨里海能源运输的制约与地理距离构成结构性障碍。值得说明的是，时过境迁，土耳其已不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在对中亚地区的外交上依赖情感话语。制度基础的缺失。土耳其的贡献则处于另一个层面。第一，推动中间走廊的技术标准、通关程序与数字单证系统与“一带一路”机制之间实现协调对接。安格连—帕普铁路、中吉乌铁路、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计划相衔接的90亿美元铁路投资——这些都是构筑该地区物理骨架的项目。资料图：社。中间走廊：一项具体的共同利益。对于三十年来彼此远观的两个国家而言，这是一份不同寻常但已然迟到的议程。第二，建立土中两国间定期运作的战略磋商机制，并在两国智库与高校之间开辟持续的学术对话渠道——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为此提供了现成框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安卡拉也不会追求地区主导地位，那样并不明智。早在1990年代它们对安卡拉带有“老大哥”意味的做法，就做出了谨慎的反应。中亚不是土耳其与中国相互排斥的棋盘，而是两国都能为地区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作出贡献的共同空间。中国与欧洲之间每年运输的一千万个集装箱中若有一部分转向此线，对双方都是一个互利共赢的机遇。2000年至2017年间，在中国接受教育的中亚学生总数超过14.4万人。当然，中国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长期从事中土关系史、20世纪土耳其外交史与冷战国际史研究，成果发表于《当代史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中亚调查》（Central Asian Survey）、《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国际历史评论》（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等国际权威期刊。对土耳其而言，这一方程式的边界同样清晰。土耳其1998年与土库曼斯坦签署的天然气协议，直到2025年3月才通过BOTAŞ与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公司的谅解、以年供13亿立方米的规模落地，正是这些边界的具体例证。2023年“中亚晴雨表”（Central Asia Barometer）的调查显示，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是受访者评价最为正面的国家；在哈萨克斯坦，31%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正面”，45%表示“比较正面”。2022—2023学年，在土耳其求学的哈萨克斯坦学生达到8864人，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达到4794人。截至2024年，这些国家间的贸易额已超过450亿美元——这是一个运转中的经济机制的数字，而非一项意识形态工程的数字。而同一时期，在中国就读的哈萨克斯坦学生约为15000人，接近在土耳其就读的两倍。土耳其在中国的进口来源国排名中位列第57位。敏感问题：坦率而谈。安卡拉在该地区的角色不是主导，而是嵌入既有网络。在今日世界，它们如果观察到这类苗头，会有什么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走廊问题上，土耳其和中国绘制的是同一张地图。这种互补性最为具体的例证便是中间走廊。而且，地区国家自身对基于认同的冒险主义同样保持距离。这条自西安出发，经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线跨越里海，取道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抵达土耳其、进而通往欧洲的4250公里通道，是“一带一路”倡议陆上部分的自然延伸。将这两幅图景并置阅读，得出的结论不是冲突，而是分工。这一安排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从结构上缓解贸易不对称，另一方面为走廊提供稳定的回程货源——而货流的双向平衡，正是过境国运输收益可持续的前提。在哈萨克斯坦的铁路走廊上，在里海两岸，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园区里，两国的战略考量彼此相接，有时甚至相互重叠。没有中国的基础设施，土耳其的文化亲近感无法转化为贸易；而土耳其与地区各国民众建立的信任，可以更容易地推动商业活动，也就能使基础设施更好地发挥作用。结语：从共同基础到共同项目。土耳其与中国为该地区带来的资源并不相互替代。中亚各国在独立三十五年后，已经形成了一种成熟的多元平衡外交，拒绝被绑定于任何单一中心。两种不同的专长，同一片地理空间。这三项议题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所设想的都不是一方对另一方取得收益，而是让第三方——即中亚各国人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贸易不对称也在助长这种不信任。展望未来，有三个具体领域尤为突出：。用“势力争夺”的语言来描述这种重叠固然容易，却容易产生误导。截至2024年，哈中贸易额达到438亿美元的历史高位，中国成为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中欧班列（左）经“中间走廊”从中国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资料图：社。与北方走廊相比，中间走廊里程缩短约2000公里，交货时间可缩短5至15天；由于气候条件适宜，全年均可通行。在这幅图景中，有一点不容回避：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在中国对待地区性倡议时所处的核心位置。两国之间尚不存在定期运作的战略磋商机制、“2+2”形式的对话，或可预期的高层互访日程。2019年，土耳其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且有扩展空间。】。202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以29.7%的份额成为最大投资来源国。土耳其自2013年起以对话伙伴身份参与上海合作组织，说明这种伙伴关系具备制度基础。乌兹别克斯坦659亿美元的对外贸易中，18.9%同样是与中国进行的。中国是该地区的经济重心。2026年4月20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总统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